面积不如福建人口不到100万葡萄牙如何成为殖民大帝国的

葡萄牙这个面积不如中国福建,似乎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边陲小镇,但是却以不到100万的人口,引领了全世界的地理大发现,使互相隔绝的人类有了紧密的联系,而且在几十年间,成为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国家,掀起了了欧洲探索全世界的狂潮。

公元1143年,葡萄牙王国终于在光复领土运动中获得独立,并且于1179年被罗马教皇承认。新王国成立后不久,就经历了多次的内战与外战,随后建立了集权的中央政府。强大的王权给予葡萄牙人强烈的民族归属感,同时国家寻求财富,教会寻求宗教的传播,于是葡萄牙率先在欧洲拉开了海外探索。

葡萄牙发展壮大的因素非常多,代议制,贸易文化,宗教传播等都对其发展有重要的影响。其中市政厅制度是葡萄牙发展的灵魂,正是这种都市制度,吸引了众多社会精英,在漫长的历史当中,支持着葡萄牙海外殖民的发展。

葡萄牙都市制度主要包括市政厅以及仁慈堂,市政厅是市政机构,仁慈堂是慈善服务机构,它们组成了殖民地城市管理和社会生活。在果阿、澳门、马六甲都设有市政厅和仁慈堂。

在16世纪,葡萄牙市政制度已经形成,它来源于1504年制定的《规章》,这项制度在300多年时间里,没有大的变化。市政厅的核心是由市政议员组成的,市政议员的多少根据这个城市的规模而定,这其中还有法官和律师,他们在开会的时候拥有投票权。

市政厅监督城市当中公共土地的分配以及出租,评估城市当中的税收以及物价等,为街头的小贩发放营业许可证等。同时他们还要检查货物的质量,负责维修公共设施,市政厅的主要收入来自市政地产的出租,还有大量的什物税等。

仁慈堂是葡萄牙王后多娜·莱昂诺尔在里斯本教堂组建的,当时主要为那些死去海员家属提供帮助,里斯本仁慈堂有600多成员,其中一半是乡绅,还有行会的手艺人以及商人。在不同时期,里斯本仁慈堂的人数也不同,仁慈堂规定会员必须从事7种以上的慈善工作。

葡萄牙许多海外殖民地都建有市政厅以及仁慈堂,他们拥有和母国相同的权力,比如澳门和里斯本一样,劳动阶层也拥有代表权,虽然不是完全的代表,但是整个城市不会被拥有贵族头衔的总督随意左右。而且在澳门,有相当长时间里,内议事会根本就不设立总督的职位,而且在澳门的市政厅甚至能够直接向王室投诉,影响王室政策的制定。

而且在澳门,经常会发生市政厅与法官相冲突的事情,而当时皇室离这些殖民地都比较远,因此也不会干预。每个殖民地内部都存在宗派之争,为了公共利益,他们通过市政厅的方式协调着各精英之间的利益。

仁慈堂里的资金虽然主要来源于捐赠,但是有很多财产都是来自于海外掠夺所得,他们捐钱的目的是为了免除牢狱之灾,当然也不排除慈善的目的。仁慈堂不仅仅充当慈善的角色,还充当了邮局与银行的功能,葡萄牙人在亚洲的任何地方仁慈堂,都可以将自己的财产捐献给欧洲任何地方的家人或者机构。

当然议事会和仁慈堂还有其历史的局限性,在这些机构当中,必须有纯正血统的白人担任法官,比如在澳门,土生的葡萄牙人不能担任议事会的官职。同时还有宗教歧视,对于异教徒以及犹太人等,都严令禁止他们参与市政厅的职务。葡萄牙殖民地统治后期,市政厅和仁慈堂腐败丛生,一些任人唯亲的现象,层出不穷。

市政厅和仁慈堂通过代议制的方式,给葡萄牙人提供了参与议政与管理本地事务的机会,这种群众的参与,是总督管理所不能替代的,极大提高了本地人民的凝聚力。

葡萄牙在每个殖民地都建有据点和要塞,正是依靠这种武力征服,才有其殖民地开发,政治统治,以及宗教传播。征服与贸易并举是葡萄牙人海外扩张的主要手段,从霍尔木兹、达曼、果阿、澳门和马六甲等地,这些城市兼具要塞与商站的双重特点。

当葡萄牙人来到印度洋的时候,发现这一地区的贸易是由阿拉伯人所主导的,而且当时的贸易是和平进行的,但是葡萄牙人到来之后,他们用武力垄断了印度洋的贸易权,而且他们还在这些贸易港口,建立海军基地。果阿港口位于马拉巴和古吉拉特之间,从果阿出发的舰队能控制这两个地方的贸易。葡萄牙人拥有这个港口以后构筑了城堡和要塞,将它营建成了葡萄牙在东方的首都。

葡萄牙在亚洲建立的海上要塞并不比西班牙少,要知道16世纪的葡萄牙人口不到100万,和美洲不同,亚洲的造船技术并不比葡萄牙落后多少。正是因为亚洲国家的内乱,给了葡萄牙人可利用的机会,比如在印度西海岸,卡利库特的萨摩林土王与科钦的土王不和,葡萄牙人便支持后者反对前者;在马六甲,亚齐人和柔佛人都对抗葡萄牙人,但他们之间也不和。

葡萄牙人并不完全依靠军事手段,他主要通过贸易,将这些城市与母国联系起来。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够长期居留澳门,也是因为他们能够搭建日本和中国的桥梁,明朝禁止和倭寇贸易,这让葡萄牙人从中找到机会。

如果说香料是葡萄牙来东方的物质需求,那么宗教就是他们的精神动因,无论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十字军东征,还是后来的大航海,都和宗教有密切的关系。早在来东方之前,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,与信奉新教的西班牙都把教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。

公元8世纪初,来自北非的民族摩尔人,渡海征服了西班牙与葡萄牙人的伊比利亚半岛,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,被挤压到半岛西北边缘地带。从那时起,他们就一直谋划收复失地,这就是伊比利亚复地运动。13世纪,葡萄牙最先光复,但是土地还是太狭小,没有足够的纵深空间来保障安全,所以葡萄牙的国家战略就是,要到海外开拓新的领地。

而且,经过几百年复地运动的斗争,葡萄牙人对世界的敌视情绪已经很深,所以他们的航海其实还带着一个很有针对性的宗教和战略意图:绕到世界的身后,牵制,甚至打击他们。

葡萄牙人在传教的时候,往往充满了激情,甚至在香料贸易中落后于异教徒手中,他们也照样热衷于天主教事业。葡萄牙霸占了马六甲之后,便将其作为垄断东方航道与传播天主教的基地,一方面抢劫、没收商船,另一方面极力排斥教徒,或迫使他们更改宗教信仰,同时派出很多教士到东南亚各地去传教。他们在马六甲推行的残暴的宗教政策激起了的仇恨,并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抗。而后来的荷兰殖民者充分利用了葡萄牙人与之间的矛盾,于1641年将马六甲从葡萄牙手中夺走。

在澳门的耶稣会士有着多重身份,他们既是传教士兼商人,又是政治家或间谍,必要时也充当澳门的防御者。每年总有一些耶稣会士代表澳门当局到北京去向中国皇帝送礼,他们往往趁此良机一路传教,为了更好地接近中国人,他们留长头发、蓄胡子,照中国人的样式装扮自己,他们还会讲汉语、写汉字,据说途中能使不少人皈依天主教。

葡萄牙人这种狂热的宗教情节,有助于他们保持非常高的凝聚力,但是同时他们也容易头脑过热,容易产生宗教偏执,包容不了任何异教徒的思想,在他们观念里,异教徒比敌人更可怕。

在大航海时代之初,葡萄牙航海技术研究机构还允许有犹太人、摩尔人、阿拉伯人,到后来这种宗教狂热,认为这些人都是异教徒,这些人要么迫害,要么被赶走。而且常以宗教之名,进行屠城,或者虐杀俘虏,除了早期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的城邦,其他地区的人都十分痛恨葡萄牙人,所以葡萄牙人一直没有向内陆发展,势力仅限于港口要塞。

随着17世纪,这些异教徒西班牙、英国的崛起,他们就不像葡萄牙人那么偏执,他们对印度的宗教信仰,给予相当宽松的自由。再比如,英国对殖民地虽然也有残酷的,但是他们也有相配套的怀柔政策,比如他们在印度建立全印度人班底的基层管理机构、招募印度人当兵入伍等等。英国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印度洋的控制权,接手了葡萄牙人手中的贸易帝国,成为日后的日不落帝国。

葡萄牙人在早期征服的过程中,利用市政厅这种代议制的方式,让殖民地人民能够充分团结在一起;同时仁慈堂也充当资本流通的工具,充分调动资本的力量,让其不到100万人口的国家,迅速在非洲、亚洲建立众多殖民地,成为海上帝国。

但是葡萄牙人冒险活动得益于其宗教狂热,也受制于宗教狂热,一方面利用宗教的热情,积极在海外冒险,为天主教积极开拓新的殖民地。但是碍于葡萄牙人的宗教偏见,他们不能真正融入到殖民地统治当中,常常采取高压的方式,所以一旦和殖民地军事差距没有那么大的时候,它的统治就没有那么稳固了。

虽然之后的英国人也传教,但是他们就不像葡萄牙人那么偏执,而且他们学会了葡萄牙人那一套代议制,还有金融工具的利用,再加上他们配套相应的怀柔政策,让他们成为加强版本的葡萄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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